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桂林市近年在土地流转等政策的推动下，农村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大量涌现，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近日，记者来到我市农业发展比较迅速的荔浦县，以该县为蓝本，对我市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及其大量出现后给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民观念上带来的转变，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

    现象:土地流转助推荔浦家庭农场大量涌现

    7月25日上午11点，伍明鹏站在自己新承包的30亩山地上，头顶上的烈日直射而下。汗水从伍明鹏脸颊上滚落，掉在有些干涸的泥土上。还需一桶药水，伍明鹏就完成了这片果林的打药水工作。中途休息的时候，伍明鹏看着眼前这一大片已长高的果树在微风中摇曳，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我现在共承包了40多亩山地，全部种上了砂糖桔。”今年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伍明鹏在当地有着一个村民一度十分羡慕的身份：大学生。1995年，伍明鹏考入广西水电学校大专部学习，成了村里少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县城桂林卷烟分厂上班。但好景不长，3年后，卷烟厂由于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伍明鹏一下子成了下岗工人。无路可走的伍明鹏先是在荔浦县城打了4年工，2005年，伍明鹏顶着村民异样的目光回到新坪镇大瑶村兰场屯的老家，拾起锄头做了农民。

    “就是做农民我也不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伍明鹏回到老家就开始想着包地种“那时候村里很多村民陆续离开土地去城市打工为生，大片土地丢荒无人耕种，更不用说那些荒芜多年的山地。”伍明鹏说。回到老家的第一年，伍明鹏扛着锄头走进自家的几亩山地，开荒种起了砂糖桔和夏橙。由于收成不错，他便想着多包些地来种。但要一次性租几十亩地，而且一租就是10年之久，如果没有政策支持，是很难做到的。而随后国家对土地流转的鼓励，很多有闲置土地的农民感觉心中有底了，纷纷将自家的土地流转出去，伍明鹏也因此租得了可供规模种植的土地。

    而如今，在荔浦新坪镇像伍明鹏这样租地种的农户随处可见。“租了吗？”今年开春以来，荔浦县新坪镇农村处处能听见这样的话。这句话也成了时下新坪农村规模种植户和“家庭农场主”的口头禅。由于新坪镇紧靠该县金鸡坪工业园，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有相当数量的待租田地。同时临近县城，交通方便，土质又好，适合发展花卉苗木、蔬菜、水果种植和养殖，于是吸引了大量有资金、懂技术的人在新坪租田地发展规模种养。去年砂糖桔卖了好价钱，激发了水果种植热，形成今年田地抢手的局面。今年开春，该镇微型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该镇农业部门统计，今年新增近百个数十亩、甚至100亩以上的小农场。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全镇10亩以上的小规模花卉苗木育苗场、果场、立体种养场一下达到200余家，租赁田地超过7000亩。

    同样事情也在荔浦其他乡镇上演着。在荔浦的一些乡镇，由于家庭农场发展迅速，原来丢荒的土地一下子就成了“香饽饽”，被“农场主”们“哄抢”一光。“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加快和销售市场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如果局限在自家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搞农业，就难以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致富的速度相对受到限制。”荔浦县农业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如果我们不出去承包土地，光我们村那点地，不可能有那么多收入的。”修仁镇板纳村老支书韩佑贵告诉记者，镇里农户种砂糖桔一年挣到20多万就很不错了，像他家去年一年就挣100多万元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家所有的田地加起来不过十来亩，早在2005年就种完了。”韩佑贵说，他如今种植砂糖桔100亩，其中有90亩是去周边乡镇和周边县包地种的。“我们这叫借鸡下蛋，现在家家都在外村、外县包有几十亩地，有的人家的地是全部在外面包的。”

    土地的流转带来的可观收入，让许多商贩“流口水”了。一些企业家也开始下乡投资种果树。在修仁镇福旺村灯盏坪，原本荒芜的山头被开辟成梯田状，碧绿的果树苗从山脚一棵棵连至山顶。果场老板梁超文在金秀瑶族自治县等地经营着几座铜矿，因看好砂糖桔发展前景，2011年承包了400亩山地种砂糖桔，今年又增加了600亩。他说：“我在这边请了几个熟悉的朋友代管果园，已经投入200多万元了，预计到两年后全部挂果时，将耗资450万元。”

    随着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和数量日益增多，不少“农场主”开始注册农村中小企业。据荔浦县工商部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县在工商部门共注册有354户农村种养型小微企业，今年截至7月20日已有40多户在申报。“随着土地流转政策深入，荔浦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出现。”荔浦县农业局一位负责人说。

    探索：种养方式和经营观念都“脱胎换骨”

    在荔浦不断涌现的类似于种植大户的家庭农场的同时，对于什么是家庭农场，其生产经营模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却没有一个清晰说法。“国家只是在一些文件中提到过‘家庭农场’这个概念，但对于具体如何界定它目前还很模糊。”荔浦县农业局副局长邓雄苍告诉记者，目前在荔浦，政府部门和农民对“家庭农场”这个词使用的还不多，很多情况下家庭农场就是被等同于种植大户在混合使用。但无论其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家庭农场的那些“农场主”新颖的经营方式，都在传递着一个已逐渐被大家接受的观念：农民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门职业。

    “现在做农民跟以前不同了，如果还像老一辈那样，只知埋头种地，不用脑子想问题，恐怕连饭都吃不上。”说这话的是荔浦县青山镇荔江村大营盘屯村民范文标。记者第一次见到范文标的时候，他正光着膀子捣鼓他的电脑。因电脑迟迟开不了机，范文标急得满头大汗。“上不了网这可怎么办，不知道有没有客户到我们合作社订购树苗。”范文标操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跟记者说。

    今年40岁的范文标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他便跟着父亲在家务农。“像我这样读书读不去的，就只好成天跟泥巴打交道了。”范文标嘿嘿笑着，右脚的裤管挽过了膝盖，而左脚的裤管还擦着地，他却浑然不在意。听说记者要来采访他的苗木专业合作社，他便领着记者往他承包的土地上走。后脚还没踏出大门，他好像记起忘记带了什么东西，便迅速折回房中，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两部手机。“没了网络，客户联系我就靠它们了。”范文标见记者有些诧异，笑着解释说。

    范文标刚开始务农就显得有些不“安分”：村里祖祖辈辈都在种水稻和蔬菜，他却弄起了桂花苗木种植，目前他已承包了40多亩土地。范文标说的要用脑子，在他看来就是农民也要具有市场意识，不仅在管理上要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靠拢，而且更要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一条路走到黑。“父亲和爷爷他们只知道种，而不知道卖。这怎么能赚钱呢！”据范文标介绍，为让村里的苗木培植、销售走向标准化和规模化，2010年他跟村里几个年轻的村民成立了一个苗木专业合作社，一年下来每户都能赚几十万元。但他似乎并没有“收手”的想法。“我赚到的钱全部投在新的苗木种植上了。你看这些红桂花苗，是我坐飞机从贵州买回来种下的。”在田间，范文标指着地里的1万多株桂花苗说。

    与范文标相比，同为青山镇农民的刘忠来则显得更加“与时俱进”。1983年出生的刘忠来显得有些腼腆，黝黑通红的皮肤，有些凌乱的头发，短裤拖鞋，乍一看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两样。但他却是村里的高材生。2003年，刘忠来以优异的成绩被首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系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录取。“当时父母都为我高兴，以为我从此跳出了农门。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我又回来了，而且还要做一个农民。”刘忠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刘忠来告诉记者，他在上大学期间学习有关“三农”经济问题时，就隐约感觉到农村创业的空间很大，加之自己又是出生于农村，便萌生了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的念头。2007年大学毕业后，刘忠来先是北漂了半年。2008年，他考上钦州市浦北县的村官，在那里他开始全面地了解农村，并开始大棚厚皮甜瓜的种植试验“我觉得首先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不要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定的身份，而是把做农民当成一种事业，一种职业。”刘忠来说，把做农民当成了一种职业，那就需要从生产到管理、到销售、再到扩大经营，都要遵循市场规律，都要标准化和科学化。他举例说，他的父亲和村里的老一辈农民在给作物施肥、浇水和杀虫的时候，都是凭经验，施肥放多少都是随手抓一把，时间上早两天晚两天在他们看来影响都不大。而这样的管理并不科学。“我会记录作物的生长周期，浇水、施肥的准确时间，用量上我也要用秤去称。”刘忠来告诉记者，他回家做农民的这两三年时间，感触最深的是与父辈们观念上的冲突。他举例说，现在农村雇工帮干农活是一种趋势，未来的职业农民不再仅仅是一个只懂得种养的生产者，更要是一个懂得协调的管理者。但他的父辈们似乎并不太愿意请人干活，都想把钱赚到自己的口袋。“他们不知道请人做与自己亲自去做的区别在于效率的高下，而跟一个人勤劳与否没有关系。”

    说起家庭农场出现后农业经营方式的新变化，做了10多年农民，如今在东昌镇安静村经营着50多亩三华李的文书锋颇有感触。“以前在家做农民，跟自己的父辈一样，想到的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而无暇顾及整个村其他人种什么，种得怎么样。说得不好听，当时小农意识还很强，觉得自己种得好就算了，巴不得别人种不好，这样自己就能卖个好价钱。”文书锋笑着说，现在在他看来，这种小农意识太没有远见了“现在种什么都讲规模，有规模才有市场，才有效益。”文书锋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规模，不要说形成品牌效应，就是基本的销售都难“就你一家那点果子，人家都懒得到你村里去收。”

    如今，东昌镇“农场主”们都是抱团种植。文书锋跟几个三华李种植大户成立了专业合作社。“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技术、销售上实现一体化。”据文书锋介绍，之前没有成立专业合作社，安静村的三华李种植混乱而零散，在杀虫药剂的使用上也不统一。“现在市场上对果子的品质要求比较高，如果哪一家药剂用量超标，就会影响我们一个村乃至全县三华李的市场销售。”文书锋说。在他看来，更大的变化在于原来农民只顾生产，而不懂产品品牌的树立，不注重产品的销售。“现在我们专业合作社有人专门出去跑市场，而不是等着老板上门来收。”文书锋说，目前他和其他“农场主”打算联合起来给安静村的三华李注册一个商标，把品牌树立起来。而这些放在几年前，文书锋想都没想过。

    问题：租地、用工和资金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瓶颈

    尽管家庭农场在荔浦这几年发展迅速，但其发展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地摸索，制约发展的因素也有不少。“现在制约微型农场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工人和资金。”7月24日上午，荔浦县农业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你让我帮人在农村租一两亩地，我随时都可以租到，但如果要租几十亩地就很困难了，要租上百亩地则更加困难。”荔浦县新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覃素异在农业部门工作20余年，对于目前家庭农场扩张租地难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那一场农村土地革命，冒着牢底坐穿的风险，安徽小岗村的村民私自承包土地经营，由此拉开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的序幕。东昌镇随后也实现了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原来村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承包经营。这一结果打破了农业生产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时间农村经济大变样。但在今天土地由分散到再次集中的规模化经营浪潮中，当初过度分散的土地却成了阻碍土地顺利流转的障碍“现在水田一般都是一户一块田，小的几分，大的也不过一两亩，要将众多农户的责任田统一承包太过困难了。”覃素异告诉记者，在她的工作中，就遇到过很多因个别农户不愿流转土地而致使周边土地也无法流转的事例“如果土地不能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那么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生产也无从提起。”覃素异还提到，由于多年的分散经营，如今在农村很多农田都纵横交错，高低不平，土地质量也不一样，这对于开展机械化耕作来说是很大的阻碍，对农业的标准化生产也是很大的障碍，而这必将是家庭农场今后的发展方向。

    除了土地承包租赁比较困难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用工的问题。“虽然现在像我这样的家庭农场还没有出现用工荒的问题，但随着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增多，用工荒不再是城市工厂的问题。”覃素异说。如今，在农村随处出现各种作业队，但成员大多是中老年妇女，年轻劳动力少。“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家做农活。”覃素异直言，在目前的情况下，仰仗于自然天气的农业在用人成本上不可能开出太高的工资，而即使能开出与城里工厂一样的待遇，也无法与工业企业用工展开竞争。“年轻人都习惯城市生活，毕竟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无法与城市相比。”

    在用工成本控制上，家庭农场也不像企业工厂那样精确。“我们又要有效地控制成本，又要调动起雇工的积极性。”伍明鹏告诉记者，如今在农村请工基本都是以天计算工钱，雇工劳动一天能否按量按质完成工作任务并不是一件好确定的事情。以挖马蹄为例，如果以天计算工钱，很多雇工就会怠工拖延时间；而如果以挖马蹄的数量计算，那么雇工就会捡大的挖，小的就被留在了地里。“企业工厂都经过漫长的过程才找到一套成熟的工人成本控制管理模式，才创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让工人乐于一起奋斗贡献。而如今在农村，对这些工人来说，临时帮工不过是赚钱的手段，还无法形成一种类似企业文化凝聚力的东西。”覃素异说。

    此外，资金也是困扰家庭农场发展的瓶颈。“我们现在要去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转租人家的土地，根本不能拿来抵押贷款。”伍明鹏曾在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去当地银行咨询贷款的可能性，但都是无功而返。“家庭农场的主人大多是普通农民，没有什么积蓄，在发展中都以向亲朋好友东借西凑来解决资金问题。而要真正走向现代农业，没有银行的贷款支持，是无法做大做强的。”伍明鹏告诉记者，为获得政府的支持，他已向荔浦工商局上交了农村种养型小微企业注册申报材料。“现在国家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很大，看看如果注册成功后，贷款方面是否会容易些。”伍明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