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收取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相反，农产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微利经营的民生工程。

    2013年10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水平同比上涨3.4%，但鲜菜价格上涨51.3%，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逐年上涨，且变化幅度远大于CPI增幅已成常态。据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数据：2011~2013年，蔬菜价格波动较大，但同比看来，基本在高于上年同期的价位上运行，2013年6月蔬菜价格比2011年高7%左右，2007到2010年，是蔬菜价格增长较快、增幅较大的阶段，2010年6月30日的蔬菜价格比2009年同期高23.35%，比2008年同期高58.46%，比2007年同期高64.8%。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人们对农产品流通费用的关注，针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合理性和农产品流通费用对最终价格影响的争议颇大。有人认为，省去批发商和农产品经纪人，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能够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农产品流通费用高，症结并不在“批发市场”这一环节，农产品交易市场作为批发环节是必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存在不但不会推高流通费用，反而降低了流通费用。“农产品流通费用在零售价格中所占的比重”是一个比值，我国农产品流通费用在零售价格中所占的比重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其原因不仅在于分子的“农产品流通费用”，更在于分母的“农产品零售价格”，就不同国家价格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而言，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的生产特征决定着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种长期的必然趋势。

    农产品流通的必要环节

    批发市场作为专业从事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批发承担“大集大散”职能，实现了集中大量的生产商、零售商并迅速完成交易的功能，减少了社会交易次数，节约了商品流通时间。

    理论来说，批发环节是农产品流通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一家一户的农产品生产方式决定了必须由批发这一流通环节将分散的产品集中传递给零售商和消费者，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如果采用零售商直接到地头收购的方式，由于收购量小，收购效率低，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和过程损耗只会高于通过批发市场的流通方式，所以，无论是一级批发市场还是二级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取代的。

    实践当中，存在的即有合理性，市场活动参与者所选择的流通方式一定是最经济的，即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费用，完成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运动。我国农产品70%以上经由批发市场这一流通渠道，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存在表面上看是增加了流通环节，但实际上，增加一道流通环节不但没有增加交易费用，反而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经过批发环节，农产品价格不是提升了而是下降了。如果“避开”批发市场，采取“小而全”的流通方式，农产品价格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农超对接”虽然节省了花费在批发环节的流通费用，但受制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分散的条件限制，“农超对接”无论是在总量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的增长。“超”方面，为了实现规模效益，大多数超市对农户或合作社有一定的规模要求，然而“农”方面，每一户农民生产的品种有限，总量较小，很难配齐超市要求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另外“农超对接”的重要环节是由专业合作社将农产品加工包装，变为商品后推入超市，但我国仅有不足10%的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组织，其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多数中小超市并没有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较低的现代化程度很难支持农产品的及时有效配送，不能对农产品进行流通加工，所以“农超对接”仍有较高的流通损耗。“农”、“超”在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方面的差异导致农超对接等直接的农产品流通模式现阶段不可能替代批发，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也不会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

    “准公益”性质

    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许多国家是政府公益性事业，例如，美、日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都是政府投资开设的，财政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扶持还包括免除税收和提供基础设施改良补贴等内容。中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不属于政府的公益性事业，而是由企业运营的，享受的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补贴非常有限。在市场经济中，批发市场自身运营承担着沉重的负担。以北京新发地市场为例，市场运行需支付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同时缴纳各项税费，支出水电、设备运营维护的各项费用，这些支出都来源于市场收取的入场费、出场费和固定摊位费，为了收回支出，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收取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相反，农产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微利经营的民生工程。新发地市场按照金额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收取不超过交易额2%的进场费，对部分农产品的收费比例甚至低于1%。

    每一道流通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流通费用，并取得一定的利润，批发亦不例外，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准公益”性质。具体看来，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了不少公益性职能。

    在保障市场供应方面，农产品批发市场代政府执行着保障农产品安全稳定供应、承储冬春季节大宗农产品等公益性职能，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时期，农产品批发市场更是保障供给的关键。

    批发环节稳定了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本来就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分散生产、分散决策的农业生产模式中，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农民由于信息匮乏和决策能力有限而产生极大的生产盲目性。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导致农产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买难”、“卖难”现象交替出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猪肉价格共经历了约8次不等的周期，平均每3到4年波动一次，生猪价格暴涨暴跌已成为常态，蔬菜等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也始终存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吸引产供销一体化公司、农产品运销大户、农产品运销专业合作组织、自产自销的农民4类市场供应主体进场交易，为经营农产品的各类商户提供了自由竞争的交易平台，个体农民和经销商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获得市场信息；通过构建连通产地、中转地、销地的购销网络，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渠道，农产品批发市场与产地批发商签订收购合同，使农民按照合同进行生产和销售，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

    批发市场还具有把关农产品质量的角色。商户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提供产地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由此把住“准入关”；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质量监测点和流动检测车，有助于把住流通环节质量安全“检测关”；依托农产品批发市场推进和完善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确保了食品来源可追溯，把住食品“安全关”。

    此外，投建基础设施，创新流通方式，也是不常被注意的批发环节职能。由于政府补贴有限，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投建冷链物流、检验检疫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主体，同时也是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方式创新的主体。以新发地市场为例，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新发地培育了农产品产销大户、建立了500万亩农产品供应基地，并率先建设直送社区的便民菜店，这些做法事实上都是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农产品流通费用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价格因何上涨

    基于以下的种种原因，农产品价格上涨且涨幅远远大于CPI这一趋势是一定的，也是合理的。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着“农业哺育工业”的剪刀差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这导致农业生产利润过低。随着工业资本积累的基本完成，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也逐渐改善，在市场经济中，农业需要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否则农业生产要素必然地流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工业、服务业等领域，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农工关系中，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回归正常利润，农产品价格也将逐渐上涨。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农村劳动力工资上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中，如果务工收入明显高于务农收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大量涌入城市，务农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直到务农工资达到社会平均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用工量大的蔬菜价格将显着上涨。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在短期内仍难以解决。粗放式生产中，农药的使用使土质恶化，传统的套种模式难以进行；由于缺乏有效引导，农民普遍采用重茬种植方式，导致土壤营养成分失衡，病虫害累积发作，迫使农民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最终形成病害的抗药性增加、土质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包括化肥、农药等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产品生产环节成本增加，产量下降、成本上涨双向因素共同作用，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

    城市化过程中的远途运输增大还增加流通费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市急剧扩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周边的菜地不断减少，作为农产品主销区的中心城市远离供应地，越来越远的运输路途导致物流费用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需求升级，对反季节蔬菜需求加大，而反季菜的远途运输需要包装和特殊的保鲜处理，也加大了流通费用。

    而更主要的是，农产品经营者生活成本高企。大城市房价全线上涨，房价压力向租金及其他相关领域传导。2013年6月，北京市新房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6.7%，二手住宅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4.1%，商品房售价上涨催高租金，2013年1至10月，北京单套房平均租金价格攀升至3748元，与2012年均价相比上涨了8%，与2008年房租水平相比几乎翻番，热点地区房租年均增幅超过20%甚至更高。房价上涨导致摊位费以及城市生活其他生活费用的上涨，为弥补上涨的费用，大城市农产品经营“最后一公里”的加价幅度不断抬高是一种必然趋势。